抹不去的记忆
我永远忘不了岁月深处那个秋季的一个傍晚。
天灰蒙蒙的，眼前的一切只显现着大概的轮廓。
整个山谷好像很安静。远处的溪水泛着碧绿的色彩，我能想象得到她的万千柔情，却听不到她流动时发出的动人的歌声。山野和天上，没有我向往的飞鸟和月光。我不知道大人们还在哪个田间地头里忙碌。饥饿的感觉真是让人不好受，昨日的炊烟在屋背上变成了我的烙饼。我就像长在屋外头的一株野草，早习惯了自己所处的环境。
就在我站在塔边一片茫然的时候，生产队队长从我家门前的小路上经过。他边走边吆喝了一声，开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那次的声音比以前的低了很多，我都担心别人听不到通知。但是很奇怪，队长仅仅只喊那一嗓子，全生产队的大老爷们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都冒了出来，像变戏法似的。估计大家早得了消息，只因队长未到，不便私自僭越头名的位置，因此大家都在某个角落里一边观望，一边忙着手中的活。谁都明白，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吃的问题，所以大家对粮食都十分敏感，一听开会就知道是分粮食。粮食是上级机构分配下来的，称作“救济粮”，或“返销粮”。每年社员们交完粮食征购任务，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上面的负责人就会往粮店返回来一些粮食。大队将粮食分给各个生产队，每个生产队把粮食领回去再分。队长一动嘴皮子，本来还在忙活的乡亲们来得飞快。
那个傍晚开会是在我邻居家里进行的。邻居家里只有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是个年纪大了的残疾人，住在屋场西头。因中年丧子，他老伴儿的精神有些障碍，他老伴儿便外出随女儿居住，他的儿媳留下一个几岁的孩子后改嫁了。这个破碎的家里只剩下爷孙俩相依为命。队长肯定是考虑到我家邻居出行不方便，所以开会的地点才安排在我邻居的家里。
往日开会都是在我家屋场塔里进行的，进邻居家里开会的次数很少，因为会议牵扯的事情大多和邻居无关。再说，同一个屋场，邻居也听得到开会的内容。另外，邻居家的卫生条件太孬。老掉渣的屋子不仅泛着烟火色，而且各个角落里布满了蜘蛛网，地面上的尘土也寸把厚，有些人进屋去可能要硬着头皮。好在大家同是农村人，没有人嫌弃。既然这次开会的主题和我家邻居有关系，乡亲们也猜到开会的地点是在我邻居的家里。于是，大家到了我家屋场，便直奔向我邻居的家。
大家一进屋，个个像瘦版的不倒翁随意地坐在椅子上，平时嗜旱烟如命的人也不抽烟了，都低着脑壳，耷拉着眼皮，谁也不主动开口说话。队长不得不挨个点名，发言人的声音轻得像蚊子打鸣，话也简单。一斤，两斤，两斤，一斤，粮食很快就被大家分完了。说是分粮，其实我并未见到真正的粮食。可能是大家聚在一起先算算账，之后各自按分得的粮食斤数去某地领粮食。会议临近尾声，大家又都把粮食让给了我家邻居。这个亮点，被我瞧得真真的。于是，我下意识地想看看邻居的表现。但是，我在人群中找不到邻居本人，只瞧见里屋的敞门口处黑黢黢的，猜想他可能就躺在床上听着吧。有时候，我放学回来给他翻身送饭，他就躺在里屋的床上。这个节骨眼上本来该他讲几句漂亮话，表示自己对好心人的感谢，只是这个邻居是个粗人。加上他饱受磨难，情绪极度低落，心如枯井，所以沉默寡言成了他的常态（我常常想起他那近似绝望的眼神）。他的孙子实在太小，况且大家也不知道他孙子此时此刻猫在哪个旮旯里。说到底，其实大家没心思在意这些事情，焦点都在粮食上。别看粮食就那么点儿，几乎数得出粒数来，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人家让点儿粮食出来，是天大的恩情。每家每户的粮食交完征购任务以后，都所剩不多，而上头返回来的粮食又只有那么一点点，大家都要粮食活命，哪里还有让的？大家之所以肯让，是迫不得已，我邻居家里的情况实在是太惨了。大家的口粮缺口怎么办？谁也不知道，也顾不了那么多。
我父母就常为一家人的口粮发愁，却因家里准备添丁，又不得不养两只鸡，粮食更紧张，我家的日子更显艰难。
像母亲生我弟弟，在这样重要的日子里，老爸给母亲很好的待遇就是只打两个荷包蛋，而且蛋只打一次，绝没有第二次。荷包蛋的数量仅有两个，绝没有第三个。其他的蛋可能被我父亲想办法换钱补贴家用了，我见过一次。荷包蛋都是由父亲做好之后，装在青花瓷碗里。再由他亲自将蛋送到母亲的床边，或是将蛋放在床边的高脚抽屉背上。没见过父亲吃那些蛋，哪怕是蛋汤我也没见他喝过。父亲并不擅长厨艺，咸了淡了，母亲顾不得这些细枝末节吃着，我也跟着母亲胡乱沾点儿光。没有鸡肉猪肉之类的荤菜。鸡，自然是杀不得。猪肉更招人稀罕，是凭票供应，咱家弄不来肉票那宝贝疙瘩。
再说吃饭。平时到了吃饭的点，父母基本上不和我一起吃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吃。每次，我独自一个人揭开火坑里的鼎罐盖一看，巴鼎罐底的大米饭里总是掺杂着或玉米，或红薯，或高粱。
类似的生活场景还有很多。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那时候的粮食有多金贵。
当年幼小的我没有像现在的我有诸多苦涩的回忆，两只小腿儿一味地骑在邻居家的门坎上玩耍。屋里没有煤油灯光，没有枞光亮，电灯还只是神话，只有极其暗淡的黄昏时的余辉。我望着满屋子沧桑感十足的乡亲，觉得他们模糊的身影就如同素描。他们让粮的善良行为本应该让我感动，可是我没有。有人说，日子苦惯了，也就不觉得苦了。当年懵懂的我也许正是这样，又或许是根本没有苦的概念，没想过那帮大老爷们儿让粮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看着一帮大爷们儿空手而来，又空手摸黑匆匆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，我一脸的木然。直到现在写这篇文章时，我才突然想起，不知道他们回去后怎么向妻儿交代？
之后，队上为粮食闹出了一些尴尬的事情，甚至传言有人把粮食藏进了棺材里。当大家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借粮便成了很好的出路。据说，咱们生产队借粮借到了五公里外，而且还只借到一些红薯。
除了咱们队的乡亲饥饿难挨之外，其他不少地方乡亲们的日子也难熬。
高中时，我读到过一篇文章，里面记载着某队队长在寒冬腊月领着全队人出门乞讨。他们都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衣棉裤，所到之处便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。想想咱们队上的情况，和他们相差也不远了，我不胜感慨。
另外，我在视频资料中看到我国的科学家饿着肚子搞科研，我的心里更是难过。
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我常见不同省份的乞丐来我家屋场向各位乡亲乞讨。这个时候，我父亲的良心无疑很受煎熬。我父亲的表现却大大出人意料，他的慷慨惊人，凡是上门的乞讨者，我父亲都没有让他们空手而回。有时候，有的乞丐乞讨时，见我父亲一言不发转身进屋，误以为没有，准备离去，我父亲却端着满满一升白花花的大米追上去，倒在乞丐的布袋子里。难为情的乞丐站在冰冷的霜地里，语无伦次地重复了几句感谢之类的话，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事后，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糊弄我母亲，好在家里从来没有为这事儿发生过“战争”。
光阴似箭，转眼就是几十年。往事如烟，不堪回首。我想要抹去那些事儿，它们却像化石一样和我的骨骼成了一体。
庆幸的是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我们的祖国母亲一路走来，虽然磕磕绊绊，但是越来越强大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。吃饱穿暖早不是老百姓的话题了，小车楼房钞票的事儿倒是常挂在大家的嘴边。
（编者注：百度检索为原创首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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