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红玉
农村孩子不会干农活，那是会被人笑话的，而我在这方面简直是糟糕透了。
七十年代的农村学校，半耕半读，我所在的革志小学，每一个班级，都有自己的一块试验田，试验田地头的牌子上写着班级的名称，试验田长势的好坏，是一个班的门面。
那个时候，一年级的小孩子会做些什么呢？现在想来，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，我们会种地，会脱坯，会垒墙，我们还会搭造土台子（很原始的课桌）。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，我们那个时候真是好厉害，好厉害啊！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，生活能力绝对是够强，如果哪一天流落荒岛，我们可以就地取材，脱坯，垒墙，盖房子，开垦荒地，自给自足，存活几率极大。
小时候，我是一个在劳动中专门拖班级后腿的孩子，春天种地，我因为瘦弱，挖不动坑，抬不动水，老师就把点籽和培土的任务分配给我，跟在一个大男孩后面，人家挖个坑，坑里浇上水，施上肥，我往里面放几颗种子，然后培上土，踩踩实。夏季除草，人家很快就除完了一根长垄，我却连一半都除不到，还得等着班级里的大男孩来接应。有时候，不小心还能铲下几棵幼苗来，趁着没被老师发现，赶紧悄悄地埋在土里，让它们装作依然很茁壮的样子。
三年级时，玉米苗刚长到一尺多高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伙肥胖肥胖的大绿虫子，它们居住在每一棵玉米苗里，安祥而自在。为了保住粮食，全校学生停课和农民们一起清除害虫，我们用筷子从玉米苗中心把胖虫子夹出来，扔在垄沟里就地正法，踩出一片绿绿的虫子皮和黏黏的虫子浆。我天生胆小，看见虫子吓得直想哭，老师却逼迫着我把虫子夹出来，再用脚踩死，眼见得那寸把长的大虫子在我的筷子头上左翻右滚，掉到地上蠕蠕地爬行，一脚下去，肉肉的感觉，继而虫浆四溅，我不敢细看，赶紧转到下一棵玉米苗，遭遇下一条虫子，一天下来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
很轰轰烈烈的是，每年秋收过后，我们全校师生浩浩荡荡地集体出动，利用大约一周的时间，周游田野，去拣拾农民没有收彻底的粮食，学校规定每人每天必须拣回至少三穗苞米，回来后堆在各个班级的房子顶上，看哪个班级拣的苞米很多很大。其实，那时候的农民对人民公社非常热爱，集体的东西一分一毫都不能损失，地收得特别的干净，很难找到一穗苞米，尤其是一穗象样的苞米，而每到一片地，我们就蜂拥而上，可谓狼多肉少，所以，我们的收获往往不尽人意，有的时候，在荒郊野外奔波了一天，只能找到一穗瘪瘪瞎瞎的小苞米，上交时，又是个难堪。这些日子，也是我很恐怖的日子，一到这个时候，我就发愁。高年级的同学有很多高招，比如，从家里偷偷地拿几穗来充数，还有跑到生产队的场院里偷窃的，但他们还是不够聪明，偷来的苞米是又大又饱满啊，一看就不是拣来的，被学校查获后开批斗会，让所有的学生义愤填膺。
学大寨赶昔阳时，全县大修方田，肇源县政府派检查组到处检查，我所在的义顺公社也不例外，大人孩子全员参与，学校全部停课，大家扛着铁锹、镐头浩浩荡荡地奔向田地，改造方田。印象很深的是我妈坐在一辆宣传车上举着喇叭负责宣讲，讲大寨精神，讲昔阳经验，激发大家的劳动热情。为了做给县检查组的人看，我们拼命地干活，累得死去活来。可有趣的是，第二天，检查组离开义顺，公社书记立即下令，把方田恢复原状。我当时真的没明白，为什么要把田地变成方田，为什么变成方田了还要再变回去，这不是劳民伤财吗？本来就不喜欢挖土刨坑的我一直耿耿于怀。
我天生不是干农活的料，因为干不了农活，所以只能离开农村，看来命运安排你来到人间吃什么饭，是有定数的。这事儿，不能细琢磨，一琢磨，真的挺有趣。我有一个大学同学，家也在农村，他小的时候，全家人都看不上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懒。别人忙着秋收，他却懒在家里不肯去，爹也打他，娘也骂他，他就是不去，哥姐弟妹也跟着看不上他，骂他是寄生虫，骂他没出息。可后来，全家八个孩子，只有他一个人考上了大学。反过来，他的七个哥姐弟妹经常光顾他家，借钱包地，借钱买化肥，借钱供孩子上学，借钱求医看病……总之，他的工资基本都被家里人“借”走了。
有些事情，不知是福是祸，如果，我精于劳作，估计，我现在应该是一个拥有着强壮体魄的农村劳动妇女，头脑很简单，思想很单纯，劳力而不劳心，也挺好，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活得这么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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